作为安徽本土标杆性金融机构股票杠杆申请，徽商银行近期深陷多重危机交织的困境。百万级罚单接踵而至暴露合规管理漏洞，核心盈利指标意外下滑凸显经营压力，三任前董事长接连落马则揭开内部治理的深层隐患。这家全国首家城商行联合重组的上市银行，正面临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发展考验。
监管处罚的密集程度，直观反映出徽商银行合规经营的持续恶化态势。最新罚单显示，该行因信贷管理疏漏、信用卡业务违规及理财操作不规范等多项问题，被监管部门处以815万元罚款，相关责任人同步被罚21万元，合计罚没金额高达836万元。这并非偶然爆发的合规风险，而是长期积累的问题集中显现——2023年罚没金额已超1800万元，2024年更是收到41张罚单，涉及15家分支行及26名从业人员，累计罚没近2500万元，违规领域从经营操作延伸至信息披露等核心环节。
进入2025年，违规乱象仍未得到有效遏制，监管问责力度持续加码。仅10月单月，该行就三度收到罚单，贷款产品管控不严、"三查"制度落实缺位等老问题反复出现，多名责任人受到严厉惩处，从10年行业禁入到终身禁止从业，处罚力度彰显监管整治决心。频繁的罚单背后，是信贷全流程管理的系统性薄弱，部分分支机构贷前调查流于形式、贷后监管形同虚设，不仅触碰监管红线，更埋下资产质量隐患。
业绩层面的表象繁荣，难掩核心盈利的结构性困境。2025年上半年，徽商银行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分别实现2.25%和3.81%的同比增长，资产总额突破2.25万亿元，表面呈现稳健扩张态势。但作为银行业盈利基石的利息净收入，却出现近年来中期业绩首降，同比减少1.06%至145.30亿元，打破长期增长惯性，成为业绩增长的主要拖累。
盈利效率的下滑更为触目惊心，净利差与净利息收益率双双大幅收窄，分别降至1.37%和1.55%，较上年同期降幅均超过20个基点，传统息差业务盈利能力持续萎缩。这一现象并非徽商银行个例，在行业性息差收窄周期中，区域性城商行因缺乏规模效应与多元化盈利渠道，普遍面临营收增长承压的困境，但徽商银行的下滑速度与幅度已凸显自身经营策略的适配不足。
资产质量的隐忧进一步加剧经营压力。尽管该行整体不良贷款率0.98%略低于全国城商行平均水平，但结构性风险尤为突出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半年内激增190%，从3.98亿元飙升至11.56亿元，不良率同步攀升至3.12%，远超整体不良水平两倍有余。这一数据折射出该行涉房贷款风险敞口的持续扩大，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背景下，相关资产质量管控面临严峻挑战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逾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.43%至133.46亿元，潜在不良生成压力持续上升，未来可能对资产质量形成二次冲击。
内部治理的混乱与腐败问题，成为制约发展的深层症结。自2005年重组以来，徽商银行历经五任董事长，其中三任相继落马，腐败阴影长期笼罩。首任董事长李宏鸣因受贿与滥用职权获刑14年6个月，第三任董事长戴荷娣利用多岗位职权非法收受财物被判12年，第四任董事长吴学民亦被"双开"并提起公诉，连同合肥分行原行长等高管的违纪违法案件，暴露出该行长期存在的内控失效与监督缺位问题。高管层的腐败乱象不仅破坏企业文化，更直接导致信贷审批、风险管理等核心环节的制度失灵，与频繁的违规罚单、资产质量恶化形成恶性循环。
作为全国城商行重组试点的先行者，徽商银行曾凭借区域优势实现快速发展，2013年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安徽首家上市银行。但如今，合规失守、盈利承压、治理失效三大难题交织，使其陷入发展瓶颈。在银行业强监管常态化与行业竞争加剧的双重背景下，徽商银行亟需重构内控体系，强化信贷全流程风险管理，优化盈利结构以摆脱息差依赖，更需彻底肃清腐败余毒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。
这场突围之战注定任重道远，徽商银行的转型成效不仅关乎自身发展股票杠杆申请，更对区域性城商行的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意义。如何平衡规模扩张与风险管控，如何破解盈利增长难题，如何重塑健康的内部治理生态，将是摆在该行面前的核心课题。